關于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教訓的探討，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內就存在著激烈爭論。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lián)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fā)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tǒng)治地位，拒絕執(zhí)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侯，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卑凑拯h史界的傳統(tǒng)觀點，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或稱“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所致近年來，對于陳獨秀與大革命失敗的關系，不少學者認為過去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歸咎于陳獨秀的右傾有失公允。陳獨秀曾經犯了右傾錯誤，在一系列問題上對國民黨右派妥協(xié)退讓，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共自身的理論準備不足有關。而且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陳獨秀許多言行的背后，往往都潛藏著共產國際指示的身影。但與此同時，亦有人認為陳獨秀對大革命失敗根本沒有責任，不僅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不對，甚至連“右傾錯誤”都算不上。

那么，陳獨秀在大革命后期是否存在右傾錯誤的問題，如果存在右傾錯誤，其與共產國際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陳獨秀本人又有著怎樣的思想認識呢?

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毫無疑問必須服從共產國際作出的決定。1925年，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上明確宣布:“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的戰(zhàn)斗組織”，“它不能不干預各國黨的事務”，“否認它的干預權利，那就是為共產主義的敵人效勞”。這樣的“干預”，必然會給中國共產黨帶來積極的與消極的兩方面的影響。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確實曾有過許多正確的指導和有益的幫助，如推動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大力聲援五卅運動，并且給予中共一定的經費支持，等等。但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導致它與各國黨之間是上下級關系，這就束縛了中國共產黨的手腳，妨礙了其主動性和應變能力的發(fā)揮，使剛剛成立不久、還缺乏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很難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fā)，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方針，特別是當時在處理復雜的國共關系問題上，不能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切實可行的應變措施。更何況共產國際遠在萬里之外的莫斯科，它對中國的具體情況未必很了解，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也就難免出現(xiàn)瞎指揮。實踐證明，由一個國際指揮中心遙控各國革命的辦法并不成功。

對于加入共產國際，起初陳獨秀并不是那么情愿。他曾對張?zhí)渍f:“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yè)落后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但中國共產黨當時畢竟還很弱小，不但沒有革命的經驗，也缺乏革命的物質條件，而這些恰恰是共產國際可以在一定程度所能提供的，因而陳獨秀很快放棄了自己的意見。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共產國際就提出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問題。孫中山對共產黨與他合作是歡迎的，但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但人數(shù)不多，而且在全國的影響也遠不及國民黨，因此孫中山一方面同意國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愿與共產黨平起平坐，而只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人國民黨，服從他的領導。

對于這種并不對等的合作條件，中國共產黨一開始表示不能接受。當共產國際表示要共產黨員加人國民黨的時候，黨內最初幾乎是一致的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宗旨不同;國民黨聯(lián)美國、聯(lián)軍閥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國民黨未曾發(fā)表黨綱，在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政黨；共產黨倘加人該黨，則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社會信仰全失，永無發(fā)展的機會。因此，即使要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年輕，人數(shù)也不多，但不少人覺得國民黨人數(shù)雖多，但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之類混跡其中，無甚朝氣，也無多少革命意味，不過一資產階級政黨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國共合作事宜。會議過程中，陳獨秀、張國燾等人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提出異議，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馬林見狀便說明“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這樣一來，會議自然“致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剛剛遭受二七大罷工失敗的挫折，黨內對國共合作的阻力大大減少，大會作出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決定。國共兩黨也由此正式開始了合作事宜的接洽，孫中山在共產黨的幫助下，開始改組國民黨，共產黨員先后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改組后的國民黨召開一大，事實上確立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共產國際為什么極力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人國民黨呢?主要因為共產國際雖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但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太弱小，在中國革命中不能發(fā)揮國民黨那樣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鼓勵同志們到國民黨中去，并把用這個辦法支持國民革命看作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絕對不要為此打出共產黨的旗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能在工會的宣傳中利用這面旗幟”。因為許多人“害怕共產主義”，并且會“削弱俄國同中國國民黨人的合作”。共產國際還認為，中國共產黨現(xiàn)時的任務，主要是幫助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只有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了，中國發(fā)展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工人階級有了八小時工作制，有了罷工之類的自由，屆時才可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即革資產階級的命。因為俄國革命就是這樣搞的，先有與資產階級合作推翻沙皇專制統(tǒng)治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然后進行革資產階級的命的1917年十月革命，因此，中國革命也只能走這條路。

這個觀點很快被陳獨秀所接受。在黨的三大上，陳獨秀起草的決議案中承認:因為中國產業(yè)落后，勞動階級還在極幼稚時代，工人運動尚未能強大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自然不能發(fā)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拔覀冺毰U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黨的三大通過的宣言，更是明確宣布“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所以，在后來的國共合作中，當蔣介石爭奪領導權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步步退讓，思想根源就在這里。因為共產國際和聯(lián)共(布)方面認為，蔣介石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一定要想方設法讓他留在革命陣營里，先把北洋軍閥打倒，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然后再同蔣介石分手，去搞屬于自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

基于這樣的指導思想，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xiàn)后，中國共產黨真心實意地同國民黨合作，老老實實地給人家?guī)兔?，如將自己?lián)系到的優(yōu)秀青年介紹到黃埔軍校，派共產黨員到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從事政治工作，幫助國民黨建立各級黨部，就是不去爭領導權，更不懂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領導權要靠斗爭才能取得。這在對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的處理上，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利用廣州國民政府海軍局將中山艦派到黃埔軍校附近一事，大做文章，下令逮捕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解除蘇聯(lián)顧問衛(wèi)隊的武器，拘押保衛(wèi)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師黨代表中的共產黨員等。

事件發(fā)生后，共產國際竟對蔣介石采取了完全妥協(xié)的態(tài)度。共產國際認為，中山艦事件的發(fā)生，是蘇聯(lián)顧問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嚴重錯誤引起的，主要表現(xiàn)在蘇聯(lián)顧問的過度越權和對中國將領們的過分監(jiān)督?，F(xiàn)在共產黨人還沒有能力承擔起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任務，因此應對蔣介石作出讓步以贏得時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后，也于3月29日給廣州黨組織發(fā)出指令:“從黨和軍隊紀律的觀點來看，蔣介石的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之間的關系破裂”，對蔣介石“我們現(xiàn)在應該全力拯救他，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這樣一來，蔣介石并未因中山艦事件而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刺激了其野心的進一步膨脹。同年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會上，蔣介石打著協(xié)調國共兩黨關系的幌子，以消除疑慮、杜絕糾紛為借口，提出了一個《整理黨務決議案》，要求中共將其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單交出;中共黨員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zhí)行委員時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zhí)行委員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中共黨員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等等。

《整理黨務決議案》提出之時，蔣介石對于共產黨方面能否接受，頗為忐忑不安。蘇聯(lián)派來的政治總顧問鮑羅廷，曾要中共中央派人去會見蔣介石，說明中共對《整理黨務決議案》絕不反對。結果，出席會議的共產黨員對蔣的提案大多采取了相當合作的態(tài)度，并沒有提出任何顛覆性的修改意見，只是在文字上略加修飾，使之變得含蓄一點而已。依照通過的決議案，蔣介石隨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共產黨的活動。

受共產國際的影響，1926年6月4日，陳獨秀在《向導》上發(fā)表致蔣介石的公開信說，“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向蔣介石表白:中國共產黨絕不可能是陰謀倒蔣的反革命團體，“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著客氣?！?/p>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為了不因工農運動而刺激國民黨右派，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關于政治報告決議案》強調: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于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xù)發(fā)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lián)合戰(zhàn)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個分析，會議規(guī)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fā)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wèi)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這種政策實質上是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國民黨右派，為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提供了方便?！?/p>

1927年3月底4月初，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但共產國際仍然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陳獨秀也主張“要緩和反蔣”。陳獨秀還和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wèi)會談，隨后(4月5日)公開發(fā)表《汪精衛(wèi)、陳獨秀聯(lián)合宣言》。這個宣言只字不提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反而說什么“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等，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謠言”。希望國共兩黨的同志“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xié)商”，“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

共產黨的妥協(xié)退讓，堅定了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決心。1927年3月底，蔣介石到了上海。在得到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的支持，又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勢力的配合，以及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用青幫分子解除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武裝的保證后，決定在上?！扒妩h”，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屠刀。4月12日，將介石在上海突然發(fā)動反革命政變，一大批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接著，江蘇、浙江、安微、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份也相繼“清黨”，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4月18日，蔣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粉墨登場。

四二反革命政變后，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等并沒有從蔣介石背叛革命中吸取教訓，而是把維持國共合作和推動國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wèi)身上。不但對汪精衛(wèi)集團可能的背叛缺乏足夠的警惕，而且千方百計對其加以討好，比如取消了湖南武裝起義的計劃，下令解除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甚至連童子軍的木棒也收繳了，以為這樣可以避免汪精衛(wèi)等人分裂的口實，這正好使汪精衛(wèi)等人看到共產黨的弱點，助長了其反革命氣焰。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不顧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在武漢悍然召開所謂“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隨后，汪精衛(wèi)集團和蔣介石集團一樣，在“寧可枉殺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展開大搜捕、大屠殺。至此，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宣告失敗。

由此可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中國共產黨自身來說，在于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領導層，對逐步演化為國民黨右派的蔣介石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警惕，在領導權的問題上一再遷就退讓。而中共中央和陳獨秀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又在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陳獨秀教條主義地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

同時應當看到，大革命失敗的主因固然與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等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傾錯誤有關，但與大革命后期工農運動中存在的“左”傾偏差也有一定的關系。

當時的中央領導機關為了維持國共關系，千方百計地遷就國民黨右派，為此不惜給工農運動冷水甚至進行壓制?？墒牵诠まr運動進入高潮后，對于群眾運動中出現(xiàn)的過“左”的做法，又沒有加以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制止。例如，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軍，湖南的農民運動蓬勃發(fā)展起來，到1927年1月，全省農會會員已猛增至二百萬人，直接掌握的群眾達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shù)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于是“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猛烈沖擊和蕩滌了農村的舊有秩序，但不可否認，當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游鄉(xiāng)，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槍決，驅逐出境，強迫剪發(fā)，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甚至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擴大了打擊對象。同時，隨著北伐軍占領兩湖地區(qū)，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武漢成為革命的中心，工人運動也就迅速發(fā)展起來。武漢的工人運動也出現(xiàn)過“左”的做法，工人“提出使企業(yè)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至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jiān)獄，搜査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

農民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容易失去社會的同情，對谷米的平糶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酸酒，禁止坐轎，禁止穿長衫等易使商人、中農和小手工業(yè)者產生反感，也使一般農民感到不使”在運動中“還沖擊了少數(shù)北伐軍官家屬，也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lián)系的湘籍軍官的不滿。武漢工人運動中的“左”傾偏差，致使企業(yè)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與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xié)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并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于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

系。”劉少奇后來在總結大革命失敗教訓時曾說:“群眾中的左現(xiàn)象與領導機關的右傾，結果使群眾與領導機關脫離，群眾情緒被打落。”兩湖地區(qū)的工農運動興起迅速，而在蔣介石、汪精衛(wèi)背革命之后又頓時低落，固然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對工農運動的殘酷鎮(zhèn)壓，但與運動中那些過“左”行為失去社會同情亦不無關系。不但如此，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同時，各地的土豪劣紳也進行殘酷的階級報復，致使工農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遭受重大犧牲。

左與右在中國革命的話語體系中是有特殊含義的。一般說來，左代表正義、進步、革命，右代表保守、落后甚至反動和反革命;但帶引號的左含義為所謂的左，特指與右相區(qū)別的另一種錯誤。在黨內，“左”與右的主要區(qū)別，本質是如何認識中國基本國情、對待群眾特別是中間群眾的問題，“左”、右傾錯誤都是脫離基本國情和中間群眾。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最基本的國情就是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屬于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因此，對中間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必須采取特別慎重的政策?！白蟆眱A錯誤表現(xiàn)為提出超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不懂得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不將之作為革命的盟友而是當作革命的對象，企圖在民主革命階段消滅資本主義，并由此制定相關的方針政策。右傾錯誤是在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只一味地講團結不講斗爭，一再妥協(xié)退讓，放棄獨立自主原則?！白蟆庇覂A錯誤都會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的危害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